信息化论坛
姜奇平:思考,国家信息化的原动力
--新“社会有机体论”

2002-12-11 13:34 姜奇平

  【互联网周刊专稿】国家信息化的原动力是什么?

  是让国家变得更富裕?更聪明?更强大?更有竞争力?这些答案都对,但似乎都还没有穷尽真正的内涵。

  我认为,国家信息化的原动力,应当是建立有机化的社会。通过社会有机化,以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有机化,与经络、穴道、神经系统、通信、协同、创新、活力这样一些方向上的主题词是最相关的。国家信息化,就是国家的有机化,就是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产业融合,建立国家数字神经系统,畅通一个民族的经脉,以增强这个民族在复杂系统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提高民族生命力。

  工业化让国家变强大,信息化让国家变灵活。对中国来说,工业化是国家信息化的基础,它提供的是强健的肌肉和骨骼。而新型工业化,是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它使国家的肌肉和骨骼变得更加灵捷。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之日,中国就会从四肢发达,走向头脑灵活。

  所以,我们有必要专门来谈谈“做活”赖以依靠的认识基础—“社会有机体论”。  

  国家信息化为“国家竞争优势”带来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谈论“社会有机体论”,把一个系统做活,可以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一个有机化的、灵活的国家(信息化的国家),与一个机械化的、死板的国家系统(工业化国家)相比,至少在以下方面具有特殊的国家竞争优势。

  对环境挑战的响应能力不同:无机化的社会,内部子系统协调成本高,对环境变化的整体反应慢;有机化的社会,内部子系统协调成本低,对环境变化的整体反应快。比如,处理危机:无机化的社会,对突发事件反应慢,只能少量地处理;有机化的社会,可以日常性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当今世界的环境,变复杂,变快了,所以对挑战的应战能力强的国家,会取得国家竞争优势。

  处理细节的能力不同:无机化的社会,处理细节的成本高;有机化的社会,处理细节的成本低。有机化的社会,在复杂系统中反应灵活,无机化的社会,在系统简单时反应快速,但在系统变复杂后,反应会渐渐迟钝。

  寻租空间不同:无机化的社会,中间环节多,腐败和灰色收入的机会空间大;有机化的社会,中间钻空子的缝缭小,政府与民众关系更容易融洽、密切。

  创新能力不同:无机化的社会,个体创新能力强,但团队协同创新能力弱,国家创新体系不发达;有机化的社会,团队协同创新能力强,国家创新体系发达。

  当然,还远不止这些差异。产生这些差异,道理很简单,人是有机的,机器是无机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是活的,以机器为中心的系统是死的。活的系统由于内部协调好,对外应变能力强;而死的系统,内部不通畅,对外应变能力弱。

  有机化的社会,应变能力强,适应发展快,本质特征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信息化不是目的,与时俱进才是目的。与时俱进的精髓,是让国家象生物有机体一样,有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创新能力。
  
  从信息化角度重释社会有机体论

  社会有机体论,把社会当作象人一样有生命的有机体,强调社会系统内人与人协同的有机性。

  古老的中医理论揭示的人体经络现象,为最早的社会有机体论,提供了实证基础。把有机论思想应用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儒家。儒家倡导的“仁”,就是指人与人的有机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是最早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社会的每一个局部,与整体都是内在同一的。

  工业社会的兴起,彻底瓦解了社会有机体论的现实基础。牛顿力学、霍布斯的社会原子论,支配了西方经典的工业意识形态。作为这种现实的反弹,孔德与斯宾塞正式提出了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企图用一种与分析哲学相反的、有机论的方法论,把社会比附成自然人,用生物的人来解释社会的人。与当时主流的工业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理论没有现实生产力的有力支撑,只能是空谈。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首先,TCP/IP协议和基因生物学,代表的都是远较工业生产力更先进的生产力,技术革命对牛顿思想体系瓦解是真正致命的。在网络效应和生命有机现象面前,以无机论为内核的工业意识形态第一次大规模地通不过实践检验;其次,与孔德、斯宾塞时代的理论不同,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的生产关系,不是用低级的生物学规律去比附社会现象,而是可以科学地解释网络协同的社会基础,社会有机体论也第一次有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前进的方向,而不是站在生产力发展的后面。

  我们可以站在先进生产力进步的方向上,批判地继承社会有机体论。比如:孔德从社会和谐的原理出发,认为社会越进步越发展,阶级、组织和机构就越复杂,也就越需要更好地协调各组织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不是用他开的宗教药方来进行社会“协调”,而是利用网络协同手段来协调。又比如,我们在威尔逊《新的综合》、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中,都看到了把生物有机思想引入社会分析的科学哲学思想,而这些思想与后来的计算机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把对先进生产力的理解,融入到社会理解中去。再比如,德国哲学中社会有机体论的社会哲学,提出与英国自霍布斯以来的机械主义 (mechanism)相反的将社会与国家视为有机体的学说。其中黑格尔的思想最接近信息化和互联网思想,他的社会有机论包括五个要点:第一,社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机的存在,而不是个人的某种简单的联合体;第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除了组成社会的个人利益之外,社会有某种共同的利益;第三,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从来没有抽象的个人,绝对的个人,个人的性质是由他所在社会的性质决定的;第四,离开整体不可能理解部分,只有将个人置于整体之中才可能理解其社会特征;第五,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实际上,我们强调互联互通,强调流程重组,强调梅特卡夫法则,等等,思想都在这里了。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社会有机体论也源远流长。连经济力学的始作俑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曾承认:“经济学的目标应该基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真正把生物进化思想引进经济学,探究企业生命活力之源的“经济生物学”,当首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50年,阿门·艾尔奇安(Armen Alchian)阐述了企业生物相似性的演化思想,成为企业演化理论的思想先驱。对这一理论贡献最大的应该是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eny G·Winter),随着《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这一著作的问世,完整而严密的进化理论研究的轮廓开始形成。198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提出了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有机论的思想开始主流化。

  特别是,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在社会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竞争优势学说,这一学说的特点在于宣告:在21世纪,仅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是不会成为富裕国家的;资金的可利用性也不再是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金市场的迅速发展,所有人都可以在纽约、伦敦或东京筹措到借款;知识和技能才是比较优势及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战略,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成为支持跨越式发展的主流思想。西方信息化理论泰斗曼纽尔·卡斯泰尔和马克斯·H·布瓦索的信息空间理论,更是直接的信息化理论,对马歇尔以来的“牛顿经济学”提出彻底修正,主张用“后牛顿经济学”为信息化开道。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技术领域,就IT谈IT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有机体论,才是真正的信息化理论,是信息化主战场上的信息化理论。而我们的许多信息化“理论”,实在是文不对题,不知所云。  

  从社会有机体论看信息化

  反过来,如果我们用社会有机体论而不是机械论的观点“验算”信息化,就会发现百发百中。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上的信息化,从“电子”角度观察的信息化,就会发现,国家信息化六要素,都是围绕有机化“融合”这个核心,形成的完整体系。电子意义的“活化”,是看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化人才和信息化环境,是否为社会提供了畅通的经脉。

  它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有机化的客体条件

  信息化基础设施:网络(如光纤线路)是融合的基础设施,是信息跨时空流动的载体。它的发育程度,直接关系融合是否具备物质条件。这是国家物质经络。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信息设备是融合的工具。其中,电子设备(如计算机)通过电子化,降低了融合的空间成本。因为原子形态的资源,空间上的融合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成本;而比特形态的资源,空间融合的交易费用较低。通信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通过网络化,降低了融合的时间成本。因为原子形态的资源,时间上的融合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成本;而比特形态的资源,时间融合的交易费用较低。

  有机化的主体条件

  信息化人才:是信息化的主体本身。衡量主体信息化水平的标志,应是信息融合和知识创新能力。融合是手段和根据,创新是目的和结果。

  信息化政策法规:是信息化的主体环境。衡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打破地域、部门分割,实现区域信息化和领域信息化融合,为信息共享、知识创新提供有效保障。这是国家层次上的网络效应环境。

  有机化的主客体结合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资源,是融合的内容,是高速路上跑的车。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信息资源就相当于氧气,缺氧就会死气沉沉,氧气充分则思维活跃。

  信息技术及其应用: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是技术与业务的融合,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技术与业务的结合点在于降低中间成本,缩短中间链条,从而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社会化效率。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信息技术应用,相当于为系统疏通经脉(流程重组),活血化淤(灵活响应),使人神清气爽(决策透明准确)。

  信息化在这里,只是解决了电子意义上的“活化”的问题,它有助于但不等于解决了国家的“活化”的问题。国家的“活化”,包括有形连络系统的“活化”,以及国家实体的“活化”两个部分。

  国家连络系统的“活化”因素,包括物流、资金流、人流的“活化”,比如,交通、金融和人口移动活不活跃,进出口活不活跃,这些非电子意义上的活化,都是本质上的信息化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新经济指数”,会把大量的这个意义上的指标,当作信息化指标来看待。

  国家实体本身的“活化”因素,从经济角度,主要是看总供求能否灵敏地与总需求合拍。对宏观经济来说,就是保持增长、就业与货币三大宏观政策目标的协调。因为周期和波动中的波幅,从本质上说,无非是产消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产消行为不对称。真正活的系统,是聪明的系统,是自组织、自协调、自适应的系统。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年度报告,主要把这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信息化测度的对象。此外,还有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的“活化”,以后有机会再说。

  包括未来的战争,可能是一种点穴战。穴道就是有机化系统中的经脉,点穴的实质就是切断系统联系的有机性,让所有资源变成一堆散沙。国家一旦被点穴,虽有飞机不能上其天,虽有舟楫不能行其海,虽有蛮力不能近其身,虽有财货不能行其市,个中滋味,看看昨天阿富汗,看看明天伊拉克,大家就会明白信息时代的国家竞争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




 
版权所有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
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媒体擅自转载和引用本网站内容
E-mail:webmaster@niec.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