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对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于70年代提出来的,其代表著作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于1984年译成英文。科尔曼(Ｊａｍ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998年10月底至11月初,"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国际研讨会在美国杜克大学举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交流了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并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学术探讨和展望。自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可以通过两种社会联系涉取(ａｃｃｅｓｓ)。第一种社会联系是个人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个人可以通过这种稳定的联系从社会团体和组织涉取稀缺资源。例如在中国是通过单位得到住房,通过校友会获得工作机会,通过教会得到生活救济,通过学会了解国际最新学术动态等等。对这种"社会成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政治学者尤为重视,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ＲｏｂｅｒｔＰｕｔｎａｍ。他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研究表明,由于参加各种志愿团体和组织的人数在逐年减少,美国的社会资本呈下降趋势(Ｐｕｔｎａｍ,1995)。陈健民和丘海雄对民间社团的研究发现,社团成员可以凭借其成员身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陈健民和丘海雄,1999)。第二种社会联系是人际社会网络。与社会成员关系不同,进入人际社会网络没有成员资格问题,无须任何正式的团体或组织仪式,它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交往、交换等互动过程而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学者重视社会网络以及个人由社会网络涉取社会资源的过程。格兰诺维特(Ｍａｒｋ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曾在两篇重要的论文中分别阐述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而传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是如何经过社会网络而建立、巩固和发展的(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1973,1985)。林南强调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而涉取(借用),而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有效途径(Ｌｉｎ1982,1990)。90年代,社会网络的分析有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学领域新的理论范式(Ｂｉａｎ1997;边燕杰1999)。

　　企业的社会资本我们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不是简单地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套在企业上。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者;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运行的。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涉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在经济领域的联系种类繁多,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我们将这种联系概括为三类,即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企业的纵向联系是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这种纵向联系的取向主要是向上的,目的是从"上边"获得和涉取稀缺资源。纵向联系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独有属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企业与政府也存在纵向联系,只不过较为松散和间接。在我国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仍然隶属于某级政府部门,虽然政府部门对所属企业的控制能力逐渐·88·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2期

　　 削弱,但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力尚在。转型经济时期新产生的企业,有的挂靠在某级政府部门之下,有的与国有、集体企业合资合作而受政府纵式结构的影响,还有的直接为一级政府管辖(如部分乡镇企业)。所以,企业的纵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社会资本。企业的横向联系指的是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是多样的,如可以是业务关系,协作关系,借贷关系,控股关系等等。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存在着企业的横向联系,其作用不仅是沟通信息,而且是解决资源短缺和突发事件的最后保证。在转型经济时期,作为独立的财政核算单位,企业的横向联系大大发展起来。横向联系多而广,企业的有效信息就多,可选择性就大,因而可以有先人之举,得到发展。横向联系少而窄,企业就闭塞、机遇就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判定,企业的横向联系是一种社会资本。企业虽然是在经济领域内运行的,但企业及其经营者则生存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企业经营者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虽不是企业的属性,却是企业必要的财富。这是因为企业经营者非经济的社会交往和联系往往是企业与外界沟通信息的桥梁和与其他企业建立信任的通道,是涉取稀缺资源和争取经营项目的非正式机制。就像一些企业家所说的,企业经营者不但要头脑灵、点子多,而且要路子广、朋友多。因此,企业及其经营者的社会联系也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针对中国的情况,我们设计了3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

　　 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我们的假设是,企业法人代表曾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意味着企业的纵向联系有优势,反之则不占优势。

　　 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使用这一指标的假设是,企业法人代表若有上述这种经历,表明该企业的横向联系占优势,反之则不占优势。

　　 第三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是一个定序的主观评价指标;广泛者的企业则在社会联系上占优势,不广泛者的企业则处于劣势。上述3个指标是符合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的,但是不完全,不能涵盖企业社会资本的全部甚至大部。作为第一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进行测量的研究者,我们的测量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3个指标的信度也须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确证。

　　 本项研究的资料取自1998年在广州进行的"企业工资及经营情况问卷调查"。该项调查由丘海雄主持,边燕杰参与问卷设计,广州市劳动管理协会和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推动。随机选取200家企业作为访问对象,回收192份问卷,有效问卷188份。问卷由企业主管劳动工资的负责人填写。这188家企业的所有制包括国有、集体、中外合资等8种形式,国有企业占多数(120家)。其行业分布包括制造业、商业、金融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等7种。在规模上,正式职工平均559人,注册资金平均3487万元。我们在表1中报告了对这次测量的分析结果。由于填写问卷的不是企业法人代表,所以在我们设计的3个问题中,有些被访人不很确知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故我们将"否"给值为1,"不确定"为2,"是"为3,所以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都是3点定序变量,得分越高,表示存在这些联系的可能性越大。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填答十分理想,分布如表1所示。在188家受访企业中,10 6%的企业法人代表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34 6%的企业法人代表曾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企业法人代表社会交往一般或不太广泛的占27 7%,广泛的占58 5%,非常广泛的占13 8%。总的说来,受访企业法人代表社会交往广泛、非常广泛的占多数。·98·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表1 企业的社会资本:测量及因子分析(调查企业数=188)纵向联系: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　　频　数　　百分比1 否15381 42 不确定158 03 是2010 6横向联系: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1 否10656 42 不确定179 03 是6534 6社会联系: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如何?1 一般/不太广泛5227 72 广泛11058 53 非常广泛2613 8因子分析结果(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因子负载值　　　本征(Ｅｉｇｅｎ)值:1 521纵向联系 774　　　已解方差:50 7%横向联系 733　　　因子均值:2 173社会联系 621　　　因子标准差:1 000　　为便于资料简化和理论概括,我们将3个指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合并,所得因子即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因子。3个指标对因子的相对贡献由因子的负载值表示,依次排列是纵向联系( 774),横向联系( 733),社会联系( 621)。这个排列显示,企业的纵向联系是积累和发展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渠道,其次是横向联系,再次是社会联系。必须说明的是,3个指标对因子的贡献都相当大,而相对差异并不很大,所以企业社会资本的3个方面,没有哪个方面是可以忽视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因子的原始形态,是标准分变量,即均值为0,标准差为1。为了理解和叙述方便,我们将因子值提高2 173,使最低值为1,均值为2 173,标准差不变。做了这一处理后,在188家受访企业中,企业的社会资本最低的为1,占19 1%;最高的为4 704,占2 7%。总的分布是向低值倾斜,说明社会资本较低的企业占多数。二、企业之间社会资本差异的解释数据表明,企业的社会资本量是不等的。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提出两种解释,一为结构约束论,另一个称为企业家能动论。　　　结构约束论结构约束论认为,企业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结构对企业形成约束,企业只能在结构约束的范围内,按照结构约束的要求运行。什么样的结构约束要求企业追求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呢?这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所有制结构分为3个部分,即国有、集体所有、新生民营。前二者是计·09·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2期

　　 划经济的产物,虽然自1983年利改税以来接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但改革的关键即产权改革尚未完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实际上属于某级政府,资产转移权不在企业,虽然资产管理使用权由企业行使,但资产收益权尚有诸多限制。在这种产权结构的约束之下,企业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充分条件和动机。新生民营经济则截然不同。这些经济实体的自主经营性质和强烈的增值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广泛的社会联系推销产品、树立形象,需借助横向联系寻项目、找机会、拓门路、求发展,亦需尽力发展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联系,以与国有和集体企业争资源、分项目、挖人才。也就是说,民营的经济性质是一种结构约束,它使新生民营企业有条件和充分的动机全方位地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为此我们假设,所有制结构的约束趋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低于新生民营企业。产业结构虽然也是三分的,但我们研究的188家企业中没有第一产业,均属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在样本中约占60%。我们将第三产业进一步划分为商业和新兴的第三产业,后者包括金融、电信、房地产、运输、社会服务等。新兴的第三产业既有公有制,也有其他各种所有制,所以不能认为所有的新兴第三产业都是市场化了的企业。新兴第三产业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与制造业、商业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多为计划经济下产生的企业,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新兴的第三产业大多需要自行开拓横向联系,发展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联系,并力求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企业培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换言之,新兴的第三产业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必须努力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为此,我们假设,如果企业属于新兴的第三产业,那么它们比制造业、商业企业的社会资本量要高。　　　企业家能动论结构约束是死的,企业家是活的。企业家的能动性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的重要作用无庸赘言。企业家的能动性是态度和行为变量,这方面的调查要求研究者对被调查的企业家进行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行为的考察。但1998年的广州调查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为此,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性指标来间接地表明企业家的能动性。

　　 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教育程度。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家能动性的发挥,不但要看企业家的动机,而且要看企业家是否有能力认识经济形势,是否能策划和调整自身行为,将发展社会资本的欲望转变为现实。教育程度可以作为这种能力的指标。社会分层和管理科学的研究证明,教育程度是能力的前提,与能力呈正相关(Ｂｌａｕ和Ｄｕｎｃａｎ,1967;Ｌｉｎ和Ｂｉａｎ,1991;Ｌｏｕ和Ｑｉｕ,1997)。为此,我们假设,企业家的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可能越大。

　　 企业家能动性的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和科层组织的产物,但它的层化意义,即使在今天全方位改革的形势下也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因为政府及其他组织机构还继续使用行政级别来管理干部,分配工作;非行政组织和新生民营经济内部,管理者和经营者也借用行政级别划线分层,既方便内部的人事管理和调动,也方便与企业外部的联系。换言之,行政级别可以看做经济体系科层化结构上的地位标志。社会资源理论认为,地位越高,发展社会联系越容易,涉取资源的能力也越强(Ｌｉｎ,1982)。这个理论启示我们,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发挥能动性、变动机为实效的本钱就越大,因而其社会资本量也可能越大。　　　分析结果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对被访企业的社会资本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的目标是评估结构约·19·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对社会资本量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见表2。表2 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回归分析自变量均值(标准差)模型Ⅰ未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模型Ⅱ未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结构约束变量所有制类别 203 446 317 (新生民营企业=1,其他=0)( 404)( 179)( 127)产业类型 198 350 282 (新生第三产业=1,制造业和商业=0)( 399)( 139)( 112)企业家能动变量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3 929- 157 (7点定序变量)( 905)-( 141)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3 566- 183 (6点定序变量)( 930)-( 169)模型其他值常量/截距2 013 785 已解方差(Ｒ2) 056 111Ｆ检验5 281 5 533 企业个案数182182182　　　单尾检验: ｐ< 10; ｐ< 05; ｐ< 01。首先我们描述企业在4个解释变量上的均值和标准差。表2显示,将所有制类型作为二维虚拟变量之后,均值为 203,即20 3%的企业属于新生民营。产业类型上,19 8%的企业属于新兴第三产业。企业能动变量方面,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是从小学到研究生的7点定序变量,姑且作为连续变量计算平均值;平均值为3 929,略计为4,相当于大专教育水平。标准差是 905,略计为1,说明95%的企业法人代表的教育水平在2到6之间(均值加减2个标准差),即初中和大学之间。最后,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也是一个定序变量,姑且作为连续变量,以便解释。其均值为3 566,标准差为 930;即95%的企业法人代表处于科级和处级之间,或类似这些级别的层次。下面解释模型Ⅰ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模型Ⅰ中我们只考虑结构约束变量,检验结构约束论的解释力。所有制类别和产业类型统计显著(ｐ< 05),说明所估计的系数值在95%的可信区间内可以推论到广州全部企业,并对全国大城市企业有宣示效应。所有制类别的未标准化系数是 446,即新生民营企业比同产业的国有、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高 446。换句话说,如果国有、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取均值2(见表1下端均值数字),那么新生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量约为2 45,增长约22 5%〔(45/2)×100〕。这是一个不小的增长幅度。产业类型的非标准化系数较·29·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2期

　　 小,为 350,就是说如果制造业、商业的社会资本为均值2,新兴第三产业的社会资本量就是2 35,增长幅度为17 5%,也是比较可观的。括号内标准化系数表明,所有制类别对于企业的社会资本量的影响超过产业类型。这说明,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必须首先调整所有制关系和约束,然后才是产业结构关系和约束。模型Ⅰ的已解方差为5 6%,Ｆ检验显著。在模型Ⅱ中,我们保留了两个结构约束变量,加入两个企业家能动变量的替代性指标。两个结构约束变量继续保持了统计显著性,系数值减小的原因是这些结构变量与两个企业家能动变量有共变相关,是非常自然的。两个结构约束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表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位置未变。这些都说明,结构约束是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真实的、直接的要素,无论企业家如何发挥能动性,还是完全放弃能动性,企业发展自身的社会资本,都将受到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约束。这是支持结构约束论的重要实证发现。企业家能动论有更强的实证发现。模型Ⅱ表明,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显示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启示我们在95%以上的可信区间内,这两个变量的估计值可以推论到广州市企业总体,对全国大城市企业有宣示作用。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的非标准化系数是正的,为 157,表明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水平(如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等等),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就提高 157。这个数值看上去比较小,但认真分析起来则不然。设定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取均值4,即大专程度,社会资本取均值2,那么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水平,社会资本就提高约8%( 157/2);受教育程度每减少一个水平,社会资本就降低约8%。最低的受教育程度(1)与最高的受教育程度(7)的差别是6个水平,社会资本量仅仅由于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水平就相差约50%。企业法人代表行政级别的系数也是正的。非标准化系数 183说明,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每提高一级,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就增加9%强(以社会资本均值2为基数, 183/2),行政级别最高和最低的两级相差5级,即社会资本量相差45%强,是很大的幅度。这些结果的启示是,企业欲提高其社会资本量,有效途径就是提高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级地位。在4个解释变量之间,按标准化系数大小排列顺序为: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企业的所有制类别,企业所属的产业类型。企业家能动性变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大于结构约束变量,说明提高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或一批有能动性并有能力将动机转变为现实行动的企业家。从我们的实证分析看,这些企业家最好是受过高等教育、处于科层组织或社会分层体系的较高层次的。模型Ⅱ的已解方差提升到11 1%,Ｆ检验非常显著。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解释仍很有限,其中大部分方差尚未做出解释,尚有待于有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发掘新的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性变量,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社会资本是如何投资和积累的呢?根据我们在一家长期进行追踪研究的企业收集的资料,企业总产值中约有3%是用于企业的交际费用。该企业的一位副总经理从主管企业内部管理和改革转为主管外部经营时说,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广交朋友。与我们一起推动问卷调查的广州市劳动管理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其宗旨是交流经验、共享资讯,推动企业的协作和发展。这次调查的内容之一是各企业不同岗位最高与最低工资,通过这次调查,亦为企业提供了劳动力价格的市场信息。每年春节,所有会员企业的负责人都会搞一次联欢会,有一次交流和接触的机会。企业参与管理协会,付出会员费和时间,实际上是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39·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分析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

　　　指标和模型设计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外部经营,而非内部管理、技术水平或分配取向。我们选择了人均总产值作为测量企业经营能力的指标。188家企业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总产值平均为18 83万元,标准差为66 55万元,企业在人均总产值上的差别非常大。我们认为,表2中的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不但影响企业的社会资本,而且影响企业的经营能力。为了更准确地估算企业的社会资本对经营能力的影响,我们在表3中利用模型Ⅰ分析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进企业的社会资本变量,建构模型Ⅱ,以检验和测定企业的社会资本是否会增加企业的人均总产值。表3 企业经营能力的回归分析(单位: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自变量模型Ⅰ未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模型Ⅱ未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结构约束变量所有制类别(新生民营企业=1,其他=0)11 0957 917( 083)( 059)产业类型(新生第三产业=1,制造业和商业=0)23 235 20 579 ( 170)( 151)企业家能动变量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7点定序变量)1 588 068( 026)( 001)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6点定序变量)12 299 10 492 ( 207)( 177)社会资本因子-9 838 ( 181)模型其他值常量(截距)-35 525-43 487已解方差(Ｒ2) 078 101Ｆ检验3 864 4 045 企业个案数182182　　　单尾检验: ｐ< 10; ｐ< 05; ｐ< 01。　

　　统计分析结果及解释首先解释回归模型Ⅰ的结果。在模型Ⅰ中,我们只检验结构约束和企业家能动变量的解释力。所有制类别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11 095。这说明,如果产业类别、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都相同,样本中的新生民营企业比国有、集体企业的人均生产总值高11万元。虽然数值很大,但由于抽样误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也很大,统计检验不显著。所以,人均生产总值11万元的结果只限于样本,不能推论广州市企业总体。换言之,在广州市,所有制类别不一定是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直接因素。与此相反,产业类型是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直接因素。产业类型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23 235,统计显著(ｐ< 05),说明广州市的新生第三产业·49·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2期

　　 比制造业、商业的人均生产总值高23万元。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是1 588,即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企业的人均总产值就提高约1 6万元。但是,由于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个数值不能推论到广州市企业总体。但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统计检验显著,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12 299,表明在广州市,其他因素不变,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每提高一级,企业的人均总产值将增加约12 3万元。在两个统计显著的变量之间,企业法人代表的标准化系数是 207,产业类型的标准化系数是 170,因此前者比后者对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更重要。模型Ⅰ已解方差为7 8%,Ｆ检验显著。在模型Ⅱ中,我们保留了模型Ⅰ的4个变量,引入了社会资本因子变量。产业类型和企业法人代表行政级别保持了统计的显著性,相对重要性的位置保持不变,虽然两变量未标准化系数和标准化系数在模型Ⅱ中比在模型Ⅰ中都略有减小,但统计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企业经营能力有直接的影响。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有更强的直接影响。模型Ⅱ表明,社会资本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为9 838,统计显著(ｐ< 01)。这表明,在广州市,企业之间如果在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上有相同的条件,社会资本每提高一分,企业的人均生产总值将提高约10万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反映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提升作用。在3个统计显著的变量之间,社会资本比其他两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高( 181对 151和 177),进一步证明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作用是最大的。设定一个企业处于劣势的结构,企业法人代表的条件也不佳,但如果它的社会资本量大,仍然可以保持和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模型Ⅱ的已解方差从模型Ⅰ的7 8%提高到10 1%,Ｆ检验显著(ｐ< 01)。尽管模型Ⅱ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解释还是有限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也有待改进,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资本的引入,明显提高了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解释力。

　　案例分析统计上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贡献大于其他因素,且其他因素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贡献有一部分仍是与社会资本共同起作用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请看下面的案例。案例一:Ａ公司的总经理1993年回乡探亲,与当地乡镇企业干部聊天时了解到当地有两千多家工厂,对机械设备维修的需求颇大,于是双方协商在当地合办一家机械设备厂,并邀请一位台湾商人加盟。共筹资300万元,三方各出三分之一组成股份合作公司。当地乡镇企业派人出任董事长,台湾商人任副董事长,Ａ公司派人出任总经理。Ａ公司是机械制造厂,可发挥技术力量雄厚、质量信誉高的优势,当地乡镇企业提供廉价且交通便利的厂房用地及负责协调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而台湾商人的资金运用灵活,追求资本增值的动机最强。三种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资本结合,即形成了杂交优势。在商议Ａ公司派谁出任新公司总经理的过程中,乡镇企业和台商都希望Ａ公司总经理能亲自兼任。他们认为Ａ公司总经理有能力,掌握的资源丰富,社会交往广,更重要的是老家在当地,容易沟通,信得过。如果他能直接参与新公司的经营,尽可能利用Ａ公司的资源为新公司服务,会对新公司有莫大的好处。于是私下与Ａ公司总经理商量,拟将台湾商人所占股份的三分之一转让划归Ａ公司总经理。Ａ公司总经理由于工作太忙,不可能兼任新公司的总经理,但承诺会多投入精力参与新公司的经营管理。为打消对方的疑虑并维持其信心,Ａ公司总经理答·59·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应接受那部分股份,而实际上是将这部分股份的收益归还Ａ公司。这个实例反映了企业经营者可以通过社会联系获得市场信息,找到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合作者之间由于有乡缘关系,提高了信任程度。这种信任可以增加合作成功的机会。案例二:Ｂ公司是生产重型机械的老企业,由于机械行业生产周期长、利润低,近年来一直不景气。机械工业部曾向Ｂ公司建议开发中央空调项目,但Ｂ公司一直没找到一个既懂中央空调技术,又有该类产品营销经验的人来发展此项目,通过各种渠道招聘亦未得到合适的人选。后来找到了公司人事部长的妹夫Ｆ先生,他在江苏省江阴市办了一家中央空调厂,熟悉中央空调的制造技术,了解中央空调市场,把握产品的销售网络,手下又有一班对他忠心耿耿的技术与销售人员,但苦于资金短缺,难以发展。Ｂ公司了解到Ｆ先生的经历后,感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遂与Ｆ先生达成了创办中央空调公司的合作意向。由Ｂ公司投资1255万,并采取资产重组方式将原有的一些厂房和设备折合229万元作为实物投资。Ｂ公司另出资200万元购买Ｆ先生的中央空调技术图纸,并由Ｆ先生负责公司的经营。Ｆ先生每销售100台空调机,可提取5%的利润,如果能将Ｂ公司投入的全部资金收回,可以让其占有30%的股份。现在这家空调公司是Ｂ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运营最好的子公司。我国还没有形成经理阶层的劳动力市场。在信息不充分,高水平管理人员短缺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可以发挥寻觅和配置像Ｆ先生这样人才的重要作用。四、结论和思考1998年广州市188家企业调查证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社会联系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的渠道,而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下面,我们将据此就当前中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社会资本差异的理论解释和统计证明、社会资本的功效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展开初步的讨论。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我们在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时,着眼于企业法人代表,这是因为企业法人代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也是一个企业形成、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关键人物。我们以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是否在不同行业的企业里任过职及其社会联系和交往是否广泛分别作为企业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的指标。以这3个指标计量的社会资本,在188家企业之间差别很大,这些差别与企业的结构特征、企业家能动性指标及企业的人均生产总值均直接相关。这说明,以企业法人代表的三种联系来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是有效的。但企业的社会资本不限于企业法人代表。企业的其他管理者和经营者,其中层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生产、销售的第一线工作人员,也都可能在形成、发展、运用企业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果这些人的作用都最终汇集到企业法人代表身上,那么,以企业法人代表的各种联系来代表企业的社会资本就有完整的效度和信度了。但企业法人代表是否真地汇集了所有人的关系和作用,不同的企业法人代表的汇集力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是不同的,应该增加哪些项目才能充实我们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解释和统计证明我们在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的社会资本量高于其他企业时提出的两种理论都得到了证明,但我们的证明是需要改进的。第一个理论结构约束论的着眼点是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研究·69·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2期

　　 发现,新生的所有制类型和新生的第三产业,社会资本量比较高。我们是从新生企业在这两种结构中所面临的制度活性去解释的,但这里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有待探讨。一是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老企业应该占优势。为什么研究发现偏偏是新生企业占优势呢?这是一个矛盾。另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的运作往往依靠资源的交换。那么企业的经济实力应该是一个结构约束指标,但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这一方面的指标。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企业年龄与经济实力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释企业社会资本量大小的另一个理论是企业家能动论。提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承认社会资本不是死的东西,而是行动者的创造,要求行动者有能动性。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我们用企业家的两个能力指标(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来间接地代替他们的能动性。这两个替代性指标的使用有其理论根据(分层理论和社会资源理论),作为开拓性的研究是可行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就越大,间接证明了企业家能动性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建议使用3个企业家能动性变量。第一,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意识的强度。第二,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量。第三,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资源投入比率。　

　　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在社会资本的功效方面,本文集中探讨了一个方面,即社会资本对企业人均生产总值的提升作用。我们将人均生产总值作为企业经营能力的指标。统计分析证明,在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产业类型、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基础上,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大,其人均生产总值就高(社会资本每提高一分,人均生产总值就提高大约10万元)。这个发现说明,企业要想提高经营能力和人均产值,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说明,社会资本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功效,是因为企业通过各种联系,可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和聘任有用的人才,在交易双方之间减少怀疑、增加信任,提高办事成功率和经济效益。在社会资本的功效方面,我们尚未涉及的几个问题也在这里一并提出:　

　　为什么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如此重要?对此有结构和文化的两种解释。先看结构的解释。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都有失灵或效率太低之处。以信息为例,在计划经济下,由于层级太多或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有可能使信息流通渠道阻塞或被歪曲。在市场经济下,信息成为商品,竞争者为了蒙骗对手往往散播假信息,使信息获取存在着风险。而在这两种体制下,企业如果拥有社会资本,即可以通过企业的社会联系,从相熟的、信任程度较高的部门或企业那里以较低代价获得真实信息。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信息提供方面,旧体制的功能逐渐减弱,但新制度的功能尚未完善。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信息的获取、甄别、选择、使用尤其显得重要,而这正是企业要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制度基础。这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资本的必然性的,是一种结构的解释。文化的解释不同。梁漱溟(1949/1987)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Ｆｅｉ,1949/1992)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进一步概括为差序格局,认为中国人处事的方式会因血缘上的疏亲、交往上的生熟而明显有别。许多学者还注意到人情、面子、缘分、回报等行为规范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金耀基,1988)。企业作为经济行动者,将受这些文化规范的约束(Ｗｏｎｇ,1988)。企业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是为了依从这些文化规范而产生的。缘分可以成为建立社会联系的契机。人情、面子和回报的规范可以促使有长久交往或紧密联系的组织之间提供互助,可以使施惠者相信受惠者早晚会给予回报而不担心只有付出。有趣的是,虽然大·79·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多数人都认可这些规范的存在及其约束力,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化的结果,人们早已将这些规范内化而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中国人一方面受这些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会将这些规范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例如察觉到对方拥有自己所需的稀缺资源,或有朝一日可能有求于对方,于是预先给对方好处或帮助,使其欠上自己的人情债。而一旦需要回报时,对方就会难以拒绝,否则会被认为不讲人情面子,知恩不报。因此,这些文化规范已被作为一种策略,可以称之为文化策略。上述解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如当结构条件满足而没有出现结构解释所预期的结果,那是结构解释失败的证明。文化解释亦然。如果社会过程和所依赖的条件既是结构的又是文化的,那么,在分析上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力量,并证明两种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而最终产生社会资本的,仍是对研究者的挑战。　　　企业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网络的关系如何?经济学者认为企业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形态。一是市场,即交换各方的产权独立,地位平等,以契约为纽带,其联系是短暂的,交换各方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企业科层,交换各方实行纵向一体化,被纳入企业的边界之内,存在隶属或层级的关系,依附于行政命令,运作过程中必须付出行政代价。而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是企业网络。与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科层不同,企业网络内各成员的产权是独立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行政命令。与市场不同,企业网络内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是长期的,信任程度较高,规范是维系网络的主要纽带。网络关系可以避免纵向一体化所带来的过高的行政费用和规模过大而缺乏灵活性;同时也可以减少短期的市场交换必须付出的过高的交易费用。我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投资实际上就是为了进入、巩固、发展企业网络。企业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企业网络之中,是分析企业网络产生和发展及发挥效用的解释性概念。上述的分析也说明,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与经济不确定性的概念相关联。企业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建立企业网络,正是为了应付经济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的社会资本与腐败的关系问题一提到社会关系,人们便会联想到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和社会上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我们认为,社会资本不能等同于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寻租行为的起因之一是政府对经济事务不恰当的介入,导致某些官员与受惠的经济行为者(个人或组织)分享由此产生的"政策性利润"。寻租行为虽然违犯政府的法规,但只要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事务,只要其出台的政策向部分企业或地区倾斜,寻租行为的出现就难以避免,改革条件下的中国是如此,一直实行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是如此。这里,解决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和可行性。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比寻租行为更广泛,贪污受贿者以权谋私,施贿行贿者用金钱买通权力以达到功利目的。这些不法行为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制度漏洞太多太大,执法不力。解决的关键也在于制度的健全和改进。社会资本不是给经济体制制造问题,而是由于经济体制自身出现了问题,经济行动者为了解决问题而使用的非正式机制。市场体制下,正式制度安排存在信息不畅和信任难建的问题,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式的联系解决这些问题(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1973,1985)。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之所以愈来愈大,就是因为转型经济中的体制间隙和漏洞比较多,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渠道加以解决。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会相应减弱。必须承认,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使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成为可能。这里,应该对企业运用社会资本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目标和手段加以区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目标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能,使用合法的手段,则是合乎社会整体利益的、值得赞许的行为。如果目标是为个别人谋私利,使用非法的手段,则是有损社会整体利益的、应该抨击的行为。应该创造一种制度环境,鼓励前者,抑制后者。

　　　企业社会资本的实践意义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为提高企业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功效,一是要深化产权改革,克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引导他们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二是传统的制造业、商业应汲取新兴第三产业的经营经验,注重社会资本的投资。三是提高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分层地位,使他们有意识、有能力、有机会为企业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充分运用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能。参考文献:边燕杰:《社会网络与就业过程》,载林益民、涂肇庆编《中国改革时期的社会变迁:西方社会学研究评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第319-345页,台北桂冠出版社1988年版。梁漱溟:1949/1987,《中国文化要义》,北京东方出版社。陈健民、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Ｂｉａｎ,Ｙａｎｊｉｅ.1997,"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ＴｉｅｓＢａｃｋＩ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ｉ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ｒｉｄｇｅｓ,ａｎｄＪｏｂ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Ｃｈｉ 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62(Ｊｕｎｅ):266-285.Ｂｌａｕ,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ｄＯｔｉｓＤｕｄｌｅｙＤｕｎｃａｎ.1967,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 ｌｅｙ.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ｐｉｅｒｒｅ.1984,Ｄｉｓｔｉｎ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Ｃｏｌｅｍａｎ,Ｊａｍｅｓ.1988,"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94:Ｓ95-121.Ｆ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1949]1992,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ｉｌ,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ａｒｋ.1973,"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78:1360-80.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ａｒｋ.1985,"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91:481-510.Ｌｉｎ,Ｎａｎ.1982,"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ＰｅｔｅｒＭａｒｓｄｅｎａｎｄＮａｎＬｉｎ,ｐｐ.131-47.ＢｅｖｅｒｌｙＨｉｌｌｓ,Ｃ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ｉｎ,Ｎａｎ.1990,"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ｕｓ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ｐｐ.247-71ｉｎＲｏｎａｌｄＢｒｅｉｇ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Ｌｉｎ,Ｎａｎ,ａｎｄＹａｎｊｉｅＢｉａｎ.1991,"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ｈｅａｄ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97:657-88.Ｌｏｕ,Ｃ.Ｃ.＆ＱｉｕＨａｉｘｉｏｎｇ.1997,"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Ｆｉｒ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4.Ｐｕｔｎａｍ,Ｒｏｂｅｒｔ.1995,"ＢｏｗｌｉｎｇＡｌｉ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Ｄｅｃｌｉｎｉ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6:65-78.Ｗｏｎｇ,Ｓｉｕ Ｌｕｎ.1988,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99·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