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博奕理论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团队生产模型

　　1972年，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从企业的产权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团队生产的组织变迁。他们发现，企业的产权结构化可以视为为了克服团队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内存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的一个"解"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团队生产的生产关系是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这是难以观察和计量每个要素贡献大小的技术性原因。例如，当两个人共同将一种货物搬到卡车上时，单单观察总的货物重量，不可能决定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即每个人为搬动这件货物会付出了多少努力 。同理，对于团队生产，单单观察总的产值，也无法计算出每个要素在其中贡献了多少份额，因为总产出并非是每个要素的代数和。从简单的数学知识上讲，如果生产Z需两种投入要素X和Y，那么，团队生产意味着Z对X和Y的二阶交叉微分不等于零，即： 。

　　正如两个共同用力将货物搬上卡车一样，虽然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搬动货物，但两面三个人共同搬起货物并不表明每个人实际用了多大力气。因此，团队生产指的是：（1）生产要投入多种资源；（2）产品或产值不是每种投入要素的代数和；（3）生产力使用的资源并非都有归某一个人所有。

　　团队生产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生产过程中，一个人的活动和行为（如努力程度）会影响到团队中其他人的生产力。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给团队的成员按劳付酬从而激励其工作效率。

　　这和公共产品的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个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动机，虽然联合提供公共产品对每个人都有利。在团队生产中，每个人都有一种偷懒的动机，尽量使他人多付劳动，而自己"搭便车"。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动机在团队生产中较难克服，除非能够有效地监督和计量每个人的行为和努力程度。由此带来的问题称为"道德风险"。所以道德风险完全可能由于纯粹的技术原因即要素合作的不可分辩性而造成。只要难以从技术上观察到从而决定每人要素的努力程度，就不可能避免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而要弃分发挥企业的效率潜力，必须克服偷懒和搭便车这类道德风险。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给出的解决答案是，从制度上将企业的产权结构化，形成一种可监督的结构，尤其是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即专门从事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绩效，包括精力、热情、工作态度、产出等等。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虽然市场竞争机制也是解决道德风险的手段，但由于借市场机制消除偷懒的成本可能过高，而且偷懒的动机会在离开市场之后出现复归的可能，因此，制度的安排 是实际可采纳的装置。但是如果以监督其他要素成员的努力程度作为自己专业职能的监工只是团队的成员，只是从团队中分离出来的要素所有者，那监督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的监工也和其他要素所有者一样怀有偷懒的动机。出于这样的考虑，阿尔奇安指出，制度的安排必须克服监工与被监视成员在利益和动机上的雷同，要设法使监工的偷懒动机变得对自己没有利，从而达到双方的激励相容性。但是，谁来监督监工呢？

　　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可以充分解决这个监督监工的问题，那就是借助于产权的安排，赋予监工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ant right）。这样，通过监工的专业化、职业化，加上享有剩余索取权，就可克服偷懒。那么，剩余索取权是如何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呢？奥秘在于每个合作成员以工资形式获取劳动的报酬，而监工则获取扣除合作成员工资的剩余收入。这样一来，团队成员的生产越有效率，监工的剩余越多，从而监工越有动机去监督团队成员的行为和努力程度，这又反过来促进团队生产的效率，造成良性循环。这一过程的特点是，由于监督而提高的劳动率所带来的收益全部归监工而不是在全体成员之间分配。这是有效监督的源泉。

　　从产权结构来看，早期资本主义古典企业的产权就有这种安排：第一，获理剩余收入的人是团队成员的监工。第二，有关企业生产的决策（包括各种投入要素的选择和鉴别，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等等）都由持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作出。第三，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是企业主或雇主。因此，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产权结构表现为产权的单一所有。企业主即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全部的产权，包括剩余索取权、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权力以及经营和决策权。

　　以上从团队和生产的假说入手，回答了为什么企业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产权制度，也就是说，为什么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要成为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共同核心，从而能够在制度上克服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偷懒动机。但是，这个产权安排还意味着联合使用的某些要素是属于监督人所有的，而有一些要素则是从非团队成员那里租用的。如果全部要素统归企业主所有，那么监督就是多余的。于是对这一假说的深入分析必须首先回答下面这一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判别或给出一个标准来说明哪些投入要素是雇用的而哪些要素是由企业主自己所有的。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指出，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企业所有者应该是可收回的或可再出售的企业设备的投资者。因为即使在企业亏损时，剩余索取权折拥有者也有能力偿还所雇（或租）要素的价值，即以机器、设备、厂房、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形式抵押偿还。但是劳动力却不适宜偿还，因而劳动力多以雇佣使用。更进一步推论，耐用资源如机器设备一般不宜用租用，因为如果没有所有得的监督而由它的非所有者使用（比如租用），那么资源的消耗要比它的所有者亲自使用大得多，因此一般耐用资源的所有者会对非所有者的使用索取更高的价格以补偿他预期的资源消极的代价。这就是说，租用机器设备要比自己对机器设备的投资更贵，这导致企业主对该资源折所有而不是租用。同时，由于劳动力所有者（即劳动者本人）能够很容易地监视对自己劳动力的滥用（即消极过大），因此，雇用劳动力的成本不会太高。

　　有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很容易弄懂为什么企业的产权结构是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企业主来说，自己投资于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生产资料而不是租凭这些生产设施，雇用劳动力而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生产要素并非同属于企业主一人的情况下，必须减少或消除其他要素（如劳动力）的偷懒动机，必然要在产权的结构上制造一种监督装置。要使这种监督装置有效地发挥作用，企业主必须成为剩余索取者。该假说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出现的产权安排是十分吻合的。这说明，我闪从理论上完全有可能通过放松团队生产假说的某些前提条件推演出经济组织的演化。

　　戴蒙德模型

　　该模型对于理解密集市场互补性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像上面给出的例子那样，关键之点是，当有许多处为主体在生产时，生产的回报会更高。这个互补生产生于单个行为主本之间的对应过程。这也是一个要研究的有益模型，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本章后同要研究情隆-赖特（LiyotaKi-Wright,1993）搜寻模型的基础。

　　我们借助于用热带岛屿阐释宏观经济学传统方法来解释这个模型。假设个人面临一个生产的决策：爬上一棵椰子树摘取果子或放弃这个机会。树有不同的高度，所以行为者最好是先决定一个最低攀爬高度，当且仅当低于这一高度的树才爬上去。如果一个行为主体决定爬上一棵树，他必须找到一个交易伙伴，因为根据假定，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生产的产品，找到一个交易伙伴的可能性假定是那些正寻找椰子交易人数的增函数。这样就在模型中构造了一个基本的交易互补性：当市场密集时，交易的可能性增加。这是多个均衡的基础：如果市场密集（稀薄），那么行为主体选择的最低高度就高（低），因而在对称的均衡中，市场就会密集（稀薄），因为有许多（较少）交易者在搜寻交易伙伴。